1.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辩论总结

天赋比努力重要 ，这一点已经无需证明。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如果让潘长江去打篮球，让姚明去演小品。估计他们倆谁都很难取得现在的好成绩。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可见天赋对一个人一生事业的发展，有这无比重要的作用。

我们这里讲天赋应该属于宽泛的范畴。既然称作天赋，就是任后天付出多少努力，也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根本就改变不了。天赋就是天生的，天定的，都已经成定局的东西

2.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辩论总结二辩

相信没有人会没听过成功=百分之99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天赋.大多数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在表达勤奋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不把那一分的天赋也去掉呢.相信大家都能明白,不是不想去掉,而是不可能去掉.如果一个人是真的一点天赋都没有的话,无论他多么的努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最后的结果最多只能说是值得敬佩,值得学习,但是绝对不会是成功.

用两个很简单的算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天赋和勤奋那个更重要了“49%的汗水+51%的天赋”和“51%的汗水+49%天赋”哪个更接近成功?不能不承认如果说含税的累积是加法的话.天赋的作用就是用乘法来计算的.

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一切都是科学.科学的发展越深入,对天赋的要求就越大.到了最高端的技术上想用汗水来弥补天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3.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辩论词

勤能补拙，这个词可以看出勤奋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勤奋重要！正如仲永，小时多有天赋啊，到最后怎么了啊：“泯然众人矣。”

所以可见勤奋比天赋重要

4.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辩论赛的问题

做一件事情，首先要有做这件事的意愿。

做事情的过程如何，结果怎样？基本上与做事人的能力有关系了。

而要分清意愿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就像天赋和后期的努力一样。

你说哪个更重要？

光有天赋，但是后期不努力，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后期倒是足够努力了，泛泛之辈不在话下，但是若想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想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任何人，若想做成一件事情，不仅要有意愿，更要有做事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5.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立论

朱子高于孔子，正是说朱熹使儒学更具哲理性和思辨化，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看这篇论文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是进人了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儒学哲理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宋代的理学正宗，一般列举有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宗主是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他们分别被称为理学的开山祖、奠基人、集大成者。　　关於儒学的哲理化问题,由於其自身思想的特点和国情的需要，儒家的政治伦理学不大著意於思辨性的提高。但经过魏晋面北朝到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的冲击，一些正统派的儒家，感到对佛、道的驳难时，虽然政治上可以压倒对方，而理论上却显得贫乏，如韩愈就是例子。不过韩愈虽然反佛，但他的道统还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李翱的灭情复性说，虽说是羽翼《中庸》，其实所要恢复的却是清净寂灭的佛、老本性。但他这样经过一番论证，思辨性却大有提高。所以从反对声中来融合佛老思想，从而为儒学的哲理化，又开出一条可供应用的途径。　　周敦颐(公元1017—1073)一向被认为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但他留下的哲学著作不多，主要有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却奠下了他在理学家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以取得这种成就，是由於他在当时儒、佛、道思想矛盾融合的形势下，对於《老子》和道家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提出『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以及“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等合题，从而对宇宙生成、万物变化，到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人伦道德标准等方面，都把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出了词约义丰的概括。 　　但是由於周敦颐的著作，其中多是概括性的哲理语言，而提出的又多是论点和论纲，并未作系统的、具体的阐发和论证。逭一方面固然给人以启迪，留有参详余地；但另方面却又容易使人产生歧解。从而出现了「惟周子著书最少，而诸儒辨论，则惟周子之书最多」(《宋四子抄释·提要》)的情况。周敦颐的学说，後来贯穿朱熹的辨论和解释，对儒学的哲理化起到重要作用，下一部分再为详说。　　张载(公元1020—1077)生活年代与周敦颐同时。他虽然也被称为理学创始人之一，但思想理路与周子不大相同，在哲学世界观上他是坚持气化论，而有别於程、朱的理本论。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两重人性起源论。他认为天地之性是善的，就是仁义礼智，是人的形体未形成之前已经存在；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是人的形体形成之後才有的。两者关系是∶「 形而後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宋张载撰：《正蒙·诚明》中华书局编校本，1978年8月，页23。)在张载之前，对人性善恶往往只从道德上立论，他却把仁义礼智说成是天赋的善性来源，从而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这就为後来理学家普遍推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提供人性上的理论依据。　　在认识论上，张载又提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认识来源，本来这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循序渐进，但张载却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耳目内外之合」的感性认识是浅薄的，是「闻见小知」，而『德性所知，不萌於见闻」(《正蒙·大心》，同前注，页24)。他要达到「穷神知化，与天为一」的境界(《正蒙·神化》，同前注，页17)。主张「大其心」去『合天心」，直接去把握无限的宇宙总体，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正蒙：天道》同前注，页15)，这就为理学家们的天人合一宇宙论提供了认识上的根据。　　张载虽然在世界观上坚持气化论，但由於他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上的两重性观点，承认『上知下愚』有『不可变者也』(同注②，页23)。应用到社会人事方面就形成为『理一分殊』理论，他写的《西铭》因此受到程颐的重视，後来又为朱熹所充实和发挥，对儒学的哲理化，继续起著先导的作用。程颢(公元1032—1085)、程颐(公元1033—1107)兄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俩虽曾受业於周敦颐，辈分也比张载为晚，但在正统理学中的地位却超过周、张，在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起到划时代的重要作用。　　二程是首先明白无误地将『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程颢曾经自负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宋程颢、程颐撰：《河南程氏外书》，卷12， 《二程集》中华书局王孝鱼点校本，1984年8月，页424)可见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家创造。当然『理』或『天理』这个词早巳使用，但作为世界的本体，成为造化之本，万物之源，则确是二程的创举。他们承认张载的气化论，但反对作为本体。理由是『凡物之散，其气遂尽，後复归本原之理.』所以『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而『往来屈伸，只是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5，同前注，页163、页148)。他们认为气是有聚散、生灭的，并不是永恒的绝对体，所以从本体论来讲，『天下只有一个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8，同前注，页196)、『理者，实也，本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1，同前注，页125)、『所以谓万物一体者， 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河南程氏遗书》卷2下， 同前注，页33)。即只有理才是真实存在的唯一本体。　　二程既强调『天下无实於理者』(《河南程氏遗书》卷3，同前注，页66)，但又不能和具体实物混同，因此又说『理，无形也』(《河南程氏粹言》卷1,同前注，页1175)。即是说『理』不是实有其形，而是实有其体，这是永恒绝对不变的。所以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 (同注⑩，页31)。　　二程遗个『理』本体，既不同於有聚散生灭的气化物，又可以避免佛、道的虚无本体有归於空虚寂灭的危险。二程『唯理唯实』的观点，把本体界定为体有而非无、形化而不空的绝对体，这显示出理学比佛、老有更高的思维水平。　　在周、程之後对儒学哲理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南宋的朱熹(公元1130—1200年)，他是宋代正宗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理』怎样会成为宇宙的本体?他是与周敦颐所讲的，『太极』联系起来，并且用很大气力为之辩解，并作出详细的阐释和论证。　　本文上面讲过，周敦颐写的《太极图说》，由於是词义丰的概括，容易使人产生歧解。同时他制作的《太极圃》虽说是对《易传》的阐发，但正如朱彝尊在《太极图授受考》中所说『自汉以来，诸儒言《易》，莫有及《太极图》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著太极三五之说，其 後，『衍有无极、太极诸图』。黄宗炎在《太极图说辨》中，则指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来自陈搏的《无极图》。这些说法似都有所根据。在我国早期的道教著作，如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就是把周易、黄老学说和炼丹术结合在一起，以阴阳交合和八卦相配的学说来阐明炼丹成仙的理论。後来的道教徒并推衍出许多图式，既是讲炼丹术，又是讲宇宙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扬弃了其中炼丹术的内容，使之成为宇宙发生论的式。但是他虽将道教的《无极图》改头换面，却由於保留下『无极』这一术语，故为陆九渊兄弟所诟病，并断言周说以无极加於太极之上不合儒家宗旨。　　对周敦颐这些来自道教的思想，二程是采取回避态度。他们既不提及(太极图》，也没有讲过无极。到了朱熹时由於陆氏兄弟的驳难，他不能不为之洗刷，认为周敦颐发明《太极图》，是『不由师传，默契道体』，是．『得之於心，而天地万物之理,巨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於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朱熹：《再定太极通书後序》，《朱文公文集》，卷7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编缩印明刊本，页1398)。　　不过朱子只是用「默契道体」。「得之於心」一类的话为周说辩解是不够的，他必须对无极与太极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办法是对《太极图说》的首句作原则性的修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看到《宋史实录》中原来所载的《图说》，首句是「自无极而为太极」，九江本则作「无极而生太极」。这是明白说出无极是在太极之先，痕迹过於明显。他提出这些本子是增字失误，却断定首句应为『无极而太极」，并对此作了新解：『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非谓太极之上，别有无极也，但言太极非有物耳.』『极，是道理之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周子全书·太极图说·集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8年3月，页5)朱熹不像二程那样对太极加以回避，他把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又只是一个实理，这就将周、程的思想联系起来，并加以概括提高。对无极与太极的关系，他是巧妙地排除无极在太极之先或是产生太极的印象，使《太极图说》中的道教思想，得以消弭无形；而儒学传统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却以『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从而取代董仲舒儒学中『天』的地位。自是儒家的天命论演化为天理观，天人感应的神学发展为天人一本的理学。儒家思想缺乏思辨性的弱点，随著朱熹等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善和加强，特别在哲学世界观方面，朱熹对儒学哲理化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熹既将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这总的理只有一个，就是「理一」。但这个「理」又是无所不在的，是规定着万事万物所以然的道理。这个总的理有不同的分布点，就是『分殊』。朱熹对此加以阐释说：「本只是一太极(理)， 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 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4，上海：中华书局，王星贤点校本，1986年3月，页2409)「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6，页99)这里所讲的就是「理一分殊」，是朱熹在促使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一项重要理论建构。　　上面朱熹讲的『理一分殊』，这种理论是来源於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朱熹对此并不明言，只是认为佛教也有这种思想。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18，页399)他这里说的就是『月印万川』的比喻，佛教和朱学都以此形象地说明一多相摄、理一分殊和万殊一本的理论，自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政治伦理道德，都被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就像天空皓月一样普照大地。在天理的笼罩下, 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分，依从天理行事。这即是说，只要人们接受「理一分殊」的理论说教，就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封建道德伦理纲常。自是儒家世界观经过哲理化的改造，从取得的社会功效来说也是大有提高。　　朱熹既然界定「理」或「天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是哲学的最高范畴，那么人们又怎样去认识这个理呢?他一方面利用《礼记·大学篇》中讲「格物致知」的古老命题，作出更为详尽的发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撰：《大学章句·补格物章》，上海：世界书局，《四书五经》宋元人注本，1936年4月，页3)朱熹造段发挥是符合认识论原理的。因为认识就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粗到精、由「零细」上升到「全体」、由『现象」深入到「本质」的过程。朱熹所理解的格物致知就表明有循序渐进的意思。至於他讲的「一旦豁然贯通」这并不等於佛家的『顿悟』，因为它是在『用力既久』的格物基础上达到的，是由「积累」到「贯通」的认识过程，因而这是含有认识飞跃的合理因素。不过另方面朱熹确也碰到一个难点。即他的『理一分殊』理论，认定万事万物之理只是太极这一总体之理的分殊。而这个「无人身的理性」，它流行於物中就成为「在物之理」；流行於心中则成为「在己之理」。　　因此他所谓『格物致知』，表面上是人的主体作用於客体，但「物之理」与「己之理」都无非是太极之理的「流行」，所以两者之间的「对置」是虚假的，最後还得承认是「心包万理，万理具於一心」(《朱子语类》，卷9，页155)，那么所谓「一旦豁然贯通」，与陆九洲讲的「心学」就难有所区别了。　　本文上面讲到，张载曾提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认识来源，并将两者割裂开来，朱熹是想弥补这个缺陷，所以提出『欲致吾之知，在即物以穷其理也。』但他又要讲「万理具於一心」，这就使『即物穷理』与『内心求理』两者之间难以协调，终於无法达到从感性到理性这一科学认识论的发展途径，这是朱熹思想中所难以解脱的矛盾和局限。　　本文上面还谈到，张载曾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两重人性谕，二程和朱熹对这种区分都甚为赞赏。朱熹认为：孟子讲性善，说人性中潜藏着仁义礼知『四端』，这只是说到天命之性，但对恶从，何来，由於『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朱子语类》，卷4，页70)。至於荀子主张性恶，『只见得不好底性』(《朱子语类》，卷59，页1389)，却未能回答善从何来。即是说孟、荀的人性谕都各有偏颇，唯有张载、二程阐发的两重人性沦，使原来在道德上的善恶归属，上升到从本体论上来解决人性来源问题。因此朱熹称赞张载对两种人性来源的阐发是「有功於圣门，有补於後学」。『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广之说泯矣」 (问注②，页70)。而天地之性既是天理的流行，因此又被称为义理之性，性即理也，道德论与宇宙论合而为一，儒学哲理化的程度，又得到了提高。　　总的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过程中，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得到提高，对此我们要给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6.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三辩

天赋比努力更有先天优势。

而努力比天赋更具有主观能动性。更具有积极作用。

仲永七岁能诗善文这是他的天赋，可后来为什么才华平平了呢？因为他自身没有努力，以为这天赋像聚宝盆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姜太公八十岁出山，成为周文王的左膀右臂。不仅是他有天赋，而是他没有浪费这天赋，时刻准备为明主效力！

7.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四辩总结

要想成才，就必须要获得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你不勤奋学习和锻炼如何获得知识和能力。

没有某方面天赋的人很难成为某方面的人才，而通过勤奋就能使具有某方面天赋的人脱颖而出。天才的成功之路就是:汗水加天赋加机遇。对于天赋这需要每个人正确分析自己的特长，寻找自己具有哪方面的天赋；机遇对每个人虽然不一定平等，但一生中也不会一次机遇都难遇到。所以，我们只要勤奋，成为某个方面的人才几率还是很高的。

8. 努力比天赋重要一辩开篇陈词

 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在迄今为止的高考中，1977年的高考是最为特殊的一届。因为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季进行的高考。而当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高考已经被搁置了十一年之久，所以这也是恢复之后的第一届。

而这第一届，本来是要在1978年才进行的，而且还是按照传统的“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的。不过，因为一个人的劝说，却让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改变了主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说高考，自然得简单聊聊它的前身：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科举制度。这一伟大的创举来自于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使全国人民有了统一的考核标准，终于成功摆脱了魏晋以来凭借高官给自家子弟随便评等级就能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束缚。终于寒门也可以出贵子了，这才能让李世民看到春风得意的考生，开心大喊：“天下英雄尽入朕彀中！”

从此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科举考试的民间热情被广泛调动了起来。世家大族，豪门权贵再也不能随意把持朝政了。因此中国在科举制产生后，无数的寒门通过这条路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举制度变成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只要能获得好的成绩，就能在理想的大学开始新的人生，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国家更是为了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将考试分为了文科和理科（就如同古代有文举和武举一样）两部分。以便更方便地寻找到可用的人才。

但是，全国的高考在1966年停止了。因为时代背景的影响，从1966年—1970年这段时间之内，全国的大学是并没有进行招生的——因为此时，所有的大学老师因为政策原因，前往了“五七干校”进行新的思想学习，而尚在读书的学生们则开始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是新中国高校教育的空白时期。

不过，到了1970年，毛主席在发现了苗头不对之后，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得”批示。不过大学学生的选拔政策倒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学生能参加高考的数量实在不足，因此新的办法是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从这个时候开始，诸如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在1971年，有关于高校工作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最终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生的对象为初中毕业，同时经过两年或以上，参与过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这7年的时间里，所有的高校几乎都是按照教育部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进行招生。

诚然，无数优秀的工农兵学员有机会在学府经过修学之后，他们不管是在专业知识还是理论水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这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由于当时进行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方针进行招生。

因此也有不少的人便利用了这点鱼目混珠，通过各方的打点成功混入了高等学府进行学习。在这里，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学习的热情，可是他们在一些理论的理解方面，确实不大擅长，而是更专注于实践。这就使得当时高校招收的很多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疯狂补习中小学基础课程的奇特景象常常出现。这也让邓公十分恼火。

在邓公重新主持工作后，便立即开始开会进行恢复高考的讨论。在一次会议中，清华大学的党委负责人谈到了目前学校的情况：“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得知这个情况后，邓公有些生气地揶揄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还叫什么大学！”

这句话立刻使得在场的一位学者心中百感交集，于是也再顾不上自己身份，立即举手：“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这位学者，便是在不久前（2019年8月1日）去世的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院士。

查全性院士出生于安徽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们“查”（读zhā）这个姓是很罕见的，像著名的清代诗人查慎行便是他们这一家族中所出。查全性先生的祖父查秉钧，还是清代的翰林。他的父亲叫查谦，早年作为清朝的公派学生，赴美留学，专门攻读物理方面的知识，回国后担任了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而查全性自己则在1950年时从武汉大学毕业，随后还作为人才被派往苏联的莫斯科大学进行进一步学习。

对了，他们查家还出过一位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若论起辈分，二人还可能是远房亲戚！

虽说查全性的父亲就在武汉大学担任院长，但是查全性自己可完全是凭着自己出色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学习才进入的大学，并留校成为了教授。

据《人民日报》对他的一些报导：

“他的本职工作是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的获得者。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撰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1976年出版，此后30年，一直是我国研究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被研究生们称之为我国电化学的‘圣经’。”

在特殊时期，与我们的印象不同的是，大部分“斯文扫地”的都是文科类学者。理工类学者几乎都没怎么受到牵连。在此期间我们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7），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修通了成昆铁路（1970），发现了青蒿素（1971），下海了核潜艇（1974）——这么多成就，没有他们的努力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查全性先生也仅仅是失去了在大学里的讲课资格，但是他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受到破坏，他还可以安心进行他的实验和学术研究的总结，也才能在1976年发表《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

在1977年的一天，还在进行研究的查全性先生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通知。但是不知道是谁要求召开的，也不知道有谁，更不知道是为什么召开。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而会议开始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召开的是关于恢复高考的讨论！

因此，在他听到清华大学的报告后，结合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不胜唏嘘，百感交集，于是才果断举手，便有了刚刚说到的那一幕。他对邓公说道：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

见邓公听得非常认真，查全性便继续说道：

“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特殊运动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说到这里，查全性已经趋于慷慨，言语中不无怒气。

邓公听着他的发言，不断地进行点头——因为在他还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因为这样的政策而衍生出的很多乱象：正如之前所说，工农兵学员总体而言是比较积极的，因为他们成功在七年没有高考的日子里填补了高校教育的空缺部分。目前很多学员也变成了主要的骨干成员。可是，按照当时进行选拔标准的“十六字方针”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无赖儿混蛋”。这就是赤裸裸的“血统论”，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刻意的标榜。因此很多“黑五类”这样非工农兵家庭出身的成员们即使是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却被这一句话给直接噎回去了。而选上来的工农兵学员们则文化差异非常大（因为没有笔试，只有推荐）。其中只有中小学文化的学员数量竟然在此前1972年的一次统计之中占到了80%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学员在大学里还得补习中学课程。实在是闹了不少笑话。

与此同时，虽然说的是要群众推荐，但是实际上的操作情况，不就是群众们被迫推荐，只需要领导同意，走个过场就行的事情吗？这样的制度，最后不就又重新回到了魏晋时期，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样的“九品中正制”了吗？这对于社会的发展，人民参与的积极度都是极大的打击！

因此，在邓公第一次复出的1975年，那时他便想着，高考是时候被恢复了。于是他一边整顿，一边试点。尝试的方式就是从高中毕业生中进行招生，这样就至少避免了大部分的推荐中的不公平。

可是没想到，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他又被打倒了。这一行动也就无疾而终。

直到1977年，邓公才又一次主持了工作。因此这一次，他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了，他甚至直接表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在得到邓公的认可之后，查全性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得胀死，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这一番言论，可谓是立刻激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热情——因为在此前几天的时间之内，尽管参会的人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只是不痛不痒地发表了一些一板一眼的话，从来没有谈及这个问题的根源。原因也很简单，这些高校工作者在一段时间之内都被打倒过，因此他们依然还抱着阶级斗争的思维。即使知道问题，但是第一时间反省的竟然是自己是不是思想出了问题。

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问题，不过也都不敢说。而这时查全性先生做出了第一个这样的发言，且对面的邓公还显然没有一点要发怒的意思。这无疑使得众人纷纷放下了心中的芥蒂，纷纷表示了赞同。

日后在谈及这件事时，查全性认为：“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是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不仅感染了与会者，也使得“实事求是”成为了此后我们工作的原则。

随后，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这句话再一次触动了邓公，因为在这次发言之前，邓公其实已经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进行过商讨。刘西尧部长的意见是，用1977年一年的时间进行准备，到了1978年的时间正式恢复。其中主要招收的，有将近一半都是属于“老三届”成员（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三届高中生）——他们错过了那个时候，等待了十年的时间，应该给予他们一个相应的交代！

所以听完查全性的慷慨陈词，邓公转头问向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今年）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查全性急忙在旁边插话说。

“来得及！”刘西尧也坚定地说。

邓公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此前拟定的，依旧以十六字方针为主的1977年的招生报告）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因此，1977年的高考，时间定在了11月21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考试，当年全国高校招生共20余万。

而在关于高考的要求之中，还有一个新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新十六字方针送与邓公审核后，他看完大笔一挥，删去了“单位同意”四个字。

删去这四个字有什么意义？

因为当时许多“老三届”成员都已经工作很久了，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多人都会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大学梦而放弃工作前去考试。但是他们很多人已经成为了公司的中流砥柱，因此有了这四个字，很多单位都可以完全不放人。与此同时，当时的“血统论”依然存在，很多非工农兵出生的学员得不到重视，因此单位不同意，他们也根本无法前往。

随着去掉“单位同意”的硬性条件，高考真正变成了所有人都向往，都愿意，都甘心为之付出努力的一次进入大学的，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试金石！而时至今日，每一年的高考都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这是寒门最为直接公平的上进之路！

与此同时，在1977年的高考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小儿子刘江汉听闻高考已经恢复，于是也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这一年的考试，可是却被刘西尧拦住了。

因为那年的高考，由于准备得非常仓促，而且还没有进行全国统一命题这一概念。所以各地的题目都是由当地教育部临时出的。因此刘西尧知道所有的题。他对自己的小儿子说：“我知道这次考试所有的题。出于避嫌，这次你不能参加。”

这便是伟大的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放射出的光芒！

查全性院士也并没有因为此事所获得的功劳而躺在功劳簿上再不起来，而是回到了武汉大学，继续进行着他的研究。即使是《人民日报》对他进行采访时，询问到他的年龄，他的回答则是八十九岁零四个月——这是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

高考则也在不断进行着完善，随着奥赛、体育类加分，高校自主招生等政策被取消，它正朝着更加公平的路上，不断前行。

9.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辩论总结稿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凡是成功者，都是努力拼搏的结果，即使你天赋很高，都离不开努力，一个人不願意努力，不肯付出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

10. 努力比天赋更重要辩论 一辩

仲永幼时机敏，很小就会赋诗，但是后来，他没有继续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后来跟普通孩子并没有两样。可见后天的努力是成就先天天赋的必然途径。

很多孩子，天生的节奏感就好，或是天生的音色就好，后天不努力，也是成绩平平，或是淹没于芸芸众生之中。

上帝关上了你的那扇门的同时，会帮你打开另一扇窗。蔡国庆原来是唱美声的，做了扁桃体手术后，他曾一度认为自己不能唱歌了，但是最终，他通过努力，通过另一种方法，完美的表现了自己，一度在他的歌声飞遍全国每个城市每个乡村。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没有努力，天赋只是埋进土里的黄金，没有任何价值。

舟舟是个智障儿，所幸的是，他的父亲，在让他听音乐的同时，发现了他对音乐独特的敏感，他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指挥家，如果没有父亲带领他一次次的努力，他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姚明，被称为中国的篮球天才，可是，这位天才训练的刻苦，恐怕才是成就天才不变法则。没有后天的努力，中国第一高人，那不也就是一个个头长得很高的人而已。

天才，其实只是一种机缘，是恰好的独特的特点与所努力的方向一致了的结果。全球50多亿，有几个能做到独特与努力统一呢，所以才会出现天赋这一说。从某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天才，因为你的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