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2000年5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夏斐署名文章《电脑游戏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它讲述了记者暗访武汉游戏机房的故事。尽管作者文笔生硬，读来却犹如寒风侵肌。比如邻近文末，就有这样一处细节描写：

黄头发说：“这电脑游戏就是毒品，就是海洛因 4 号，不是我引诱他，孩子一迷上了，自己就会变坏。”老板补充说：“整天在游戏室里的孩子，只有一个结果，男孩变成抢劫犯、小偷，女孩变成三陪小姐。

以这篇文章为契机，同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7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规定禁止了一切游戏机的生产与销售，主机渐渐消失于人海之中。与此同时，始作俑者却顺风顺水出人头地——作者夏斐被提升为《光明日报》最年轻的高级记者，而“禁令”留给玩家与社会的，则是一地鸡毛。

危害一方面，国家此后丧失大量税收。举个例子：游戏工委（详见注1）曾发布《201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文中显示这一年中国游戏市场用户数量达4.9亿人，销售收入831.7亿元。其中客户端游戏仍是市场主力，占市场总额的64.5%，网页游戏销售收入127.7亿元，移动游戏、社交游戏和单机游戏收入分别为112.4亿元、54.1亿元和0.89亿元。

而主机游戏因为禁令的关系，收入直接为零。要知道，在2000年以前，游戏机可是切实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部分收入当然不会凭空消失，他们随着“水货”渠道，直接流入了“御三家”（详见注2）的口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于国家来说，实在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另一方面，玩家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于金钱之上，笔者曾亲历Xbox 360的“三红之殇”，不同于美国玩家享有免费维修服务，留给国人的往往只有一个选择——再买一台。于精神上，从此手柄不再是舒适的控制器，反倒更像是蛇蝎与荆棘，避之唯恐不及。中国的主机文化几近断绝，幸存者只能藏于“地下”不见天日。

最后，也是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一点，当时于国内有很多业者，在进行主机游戏的开发工作，因禁令的关系只能转向其他平台，14年的禁令就是14年的人才断层，如果说金钱的损害可以弥补的话，人才的流失就难以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