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一王二，先说观点：

正史之所以是正史，在于有官方认证。

不管正史、别史、杂史、野史、稗史都是人写的，都会带有主观色彩。

但人是主观的，历史是客观的。

史学界也有“孤证不取”的说法。史学研究从来都不是把一家之言奉为真理，而是把种种碎片拼合成历史图景的过程。

陈寿本人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晋灭蜀汉后被人举荐为孝廉，授官佐著作郎。

也就是说他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

但受政治、主观认知影响，其所修史书褒贬很难公允，比较典型的为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三国志》对此如付阙如，但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的令和司马昭等人单方面的表章。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四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整体来说，《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

这证明陈寿的《三国志》在当时就受到很多人的赞许，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