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从明朝永乐年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共七次下西洋，相比于欧洲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7），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497－1499），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1522）早了半个多世纪。郑和七下西洋，六次是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驾崩后，洪熙帝朱高炽一度“罢西洋宝船”，宣德皇帝继位后进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就因为“靡费巨大”而停止了。

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则使欧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比西方早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中国没能就此进入大航海时代？

从动机看：郑和下西洋，是出于宣扬国威，建立朝贡外交和怀柔远人的和平目的，而西方新航路开辟的目的是积累财富，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动机不同自然结果也不一样。1405－1433年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七下西洋，先后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了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航海活动。“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明成祖朱棣是建文帝的叔叔，他篡夺了建文帝的皇位。1402年，当朱棣攻下南京时，宫中燃起大火，建文帝不知所踪，这对朱棣而言始终是块心病。《明史·郑和传》中说：“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很多历史学家了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带着一个秘密的使命，那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宣扬国威，建立朝贡外交

中国自先秦时已形成华夷观念，“天朝上国”的观念由来已久。上古时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先民自称为华夏族，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原，这里经济最发达，文明最优越，是天下的中心，而周围的其他地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合称为夷狄，视为不文明不开化之地。

周朝开始推行分封制，除诸候要定期向中央朝贡述职外，那些小国蛮夷也要向周天子朝贡。秦汉时，那些中央政府不能够直接统辖的地方统称为蛮夷，要定期带着礼物来到中原朝见皇帝，以表忠心和诚意，而皇帝而皇帝则要进行回馈，这就形成了中原与蛮夷的朝贡关系。到唐朝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更是“八方来贡，万国来朝”。

明太祖朱元璋时，大明王朝刚刚建立，国家财政较为拮据，外番入贡，明王朝都要进行恩赐，回赐之物常常远超进贡物品。朱元璋便下令限制外番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改为十年一贡，于是明王朝的国际声威日渐下降。

朱元璋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蒙古人在北方仍虎视眈眈，战事不断，永乐皇帝甚至五次御驾亲征，所以明朝的主要重心放在安定北方，加上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日本还斩杀了大明使臣，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得下海”。民间贸易被禁止，官方的朝贡贸易却变得兴盛。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扬威海外，宣示大明国威和经略海上的实力，命郑和下西洋。

《瀛涯胜览》中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到龙门牙（今新加坡南岸偏西海峡的石叻门），当时这里由暹罗国管辖，每年要向暹罗国进贡黄金四十两，否则派人征伐。郑和奉命敕赐其头目拜里迷苏剌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并建碑封城，赐名满剌加国。此后，暹罗国不敢再来侵扰。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领妻子和陪臣540余人到大明朝贡。

震摄蒙元残军和海上倭寇

郑和从明朝永乐年间到宣德八年七次下西洋，途经太平洋、南亚、印度洋、东非等地，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远洋航行，既要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更要有高超的造船技术。据《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每次航行大小船只有200多艘，最大的海船长达44丈，宽18丈，设有九桅十二帆，第次出海约2.7至2.8万，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这在15世纪堪称世界航海之最。

郑和船队的船只分为五种，各有用途：第一种是宝船，体积远超一般船只，一次可容纳上千人，为郑和和外国使臣的坐船；第二种是战船，体积最小，沿途护航，可以应付突发战争；第三种是水船，载运兵员；第四种是马船，运输货物；第五种是粮船，用来运输粮草。这样庞大的船队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七下西洋，显示了明王朝强大的国力，对蒙元残余势力和海上倭寇都是很好的震摄。

16世纪探险家沃尔特·雷利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他在听到有关黄金国的传说后，于1595年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新大陆寻找黄金，发现了今南美洲圭亚那地区。15世纪以前，欧洲各国主要通过传统的地中海商路到东方去，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对过往船只肆意抢劫，征收重税。传统的商路被阻断了，欧洲市场上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

14、15世纪随着欧洲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货币地租取代了实物地租，黄金白银成为主要的交换和支付手段，欧洲出现“寻金热”。哥伦布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东方描述成“黄金遍地，香料盈野”。欧洲人相信了他的说法，对东方商品和黄金的渴求，使欧洲各国迫切地希望开辟新的航路。

相比于中国的和平航海，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是基于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不同的动机产生不同的结果。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宣扬大明恩威，造船费用加上沿途赏赐，厚往薄来，不计成本，花费巨大，导致国库空虚，难以为继。

有历史学家推测，郑和每次下西洋，朝廷拨款二万五千两黄金。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直接花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所以七下西洋后，国家财力再也无法支撑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了。而大航海时代，欧洲人通过罪恶的三角贸易，从非洲和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和原料回欧洲，这既满足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又为大航海提供了动力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从制度上看，中国明朝正处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和封闭性的特征导致长期以来对外少有需求，所以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明清两代都实行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此外，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业为国之根本，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海洋意识也较为薄弱。

西方则因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除掠夺金银完成原始积累外，还需要向外扩张，获得广阔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来维持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西欧还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

所以，虽然郑和下西洋早了西方半个多世纪，最终只是停留在政治经济友好交往的层面，没有像西方大航海时代一样给国家带来巨额的收入，反而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加上明成祖朱棣以后的统治者经略海洋的海权意识不强，最终在郑和七下西洋后结束了这次人类历史上的航海壮举。